美国构建对华新同盟体系 从4方面着力

导读

2022年5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其任内的首次对华政策演讲，其核心内容就是将此前美国对华政策的“竞争、对抗与合作”修订为“投资、结盟和竞争”（invest、 align、compete），认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图又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能力来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美将专注于中国对国际秩序构成的最严重的长期挑战。布林肯的对华政策演讲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色彩浓重，意在调动全球力量推进对华竞争。

拜登政府上台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综合战略，声称要利用其国家实力以及盟友和伙伴关系来塑造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将印太地区同盟框架和旧的北约框架进行融合，进一步强化和运行美同盟和伙伴关系是美未来外交政策的重要特征，美日、美韩同盟、美英澳三边AUKUS机制以及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小多边机制成为美当前对华政策的重要工具。

本文旨在通过梳理美同盟体系的历史特征和新动向，解释美扩大其对华战略同盟体系的动力机制，并提出中国的应对建议。

图源 网络

★ 本文作者：

高文博，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美国主导下的同盟体系：

盟友对制度化霸权的持续追随

阿诺德·沃尔弗斯提出，“同盟表示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做出的关于相互间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格伦·施奈德认为，同盟是“以武力(或非武力)方式维护成员国安全或扩大其势力范围而组成的、针对其他特定国家的正式国家联合”。[1]

苏联解体，华约解散后，旧的美国主导的霸权同盟体系并未瓦解，反而实现了进一步的扩张。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北约不断向东欧扩展，表现为美俄从“缓和”走向对抗；伴随美国在“亚太再平衡”政策和“印太战略”的实施，美国正将其原来在东亚的、建立在双边关系基础上的“轴辐体系”升级为叠床架屋的“小多边”联盟机制网络，并试图将这套新的体系与旧的成熟的美国主导的北约联盟体系进行“融合”，引发地区局势变化和中国对其周边环境恶化的担忧。

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以肯尼思·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迅速兴起。肯尼思·华尔兹强调无政府状态作为一种国际结构的作用，认为“安全是国家的最高目标”。[2] 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华尔兹认为，由于各国追求的目标是安全，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相互制衡而不是追随是国际体系中更常见的行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较为弱小的国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联合起来以制衡较为强大的国家，以形成均势。[3]根据斯蒂芬-沃尔特的现实主义联盟观，意识形态对于联盟的形成作用有限。[4]

然而，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现实表明，尽管美国已经成为最强大的超级霸权，标榜自我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代表，但正式的反美同盟并没有出现，美国的传统盟友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更乐意以加入美同盟体系的方式追随（而不是制衡）美国霸权。北约在冷战结束后经过多年的变革和调整，获得了某种新的活力，实现了成员、职能和地理范围的扩张。在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相似性也成为美国对谋求加入北约合作框架的新欧洲和亚洲国家的政治要求。尽管一直存在权力分布变化后欧盟和日本会改变对美态度的猜想，冷战后的欧盟和日本仍是美国的坚定的盟友和其同盟体系的基石，充满争议的伊拉克战争和中国的崛起也未能改变这一点。[5]美国利用冷战时期留下的精致联盟体系巩固了美国霸权。

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将理论与国际政治现实的差距归咎于旧的现实主义联盟理论存在局限性，无法有力解释现实。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北约这样高度制度化的联盟与历史上基于大国短期利益交换的联盟有着很大的区别。建立了永久性的指挥、军事协商和外交协商机构的制度化联盟具有军政两方面的双重功能；因此，即使短期内不存在重大的外部军事威胁或危机，联盟也会长久地存在下去。[6]

联盟的制度化还会产生一大批的官僚和维护该制度的精英，倾向于改造旧制度，并赋予其新的功能，“相比于选择一个新的联盟，国家宁愿维持现有的联盟，因为维持现有联盟的成本比建立一个新联盟的成本来得低“。[7][8][9] 与此同时，面对奉行相同的政治制度且拥有相近的价值观的联盟成员国，同盟中包含的约定义务可以加强或促进规范条件的发展，以加强同盟的约束性质。[10]

面对自由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发出的批评，不少新现实主义者进行了积极的回应。沃尔特一方面承认“制度化”因素会对联盟的维持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他认为北约之所以能够发挥重大作用，主要是因为美国霸权的作用。华尔兹认为,北约是美国控制欧洲外交及军事政策的工具，联盟政治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大国而不是国际机制。[11]

扩张与重组：

美印太同盟网络建设新动向

拜登上台后，美国重新开始强调同盟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印太地区，美国更是投入巨大精力，试图巩固传统同盟体系并构建新的同盟关系网络。中国经济体量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促使美国将中国设定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美改革同盟体系是对中国地区影响力不断增长这一经济全球化现状的“修正主义”反应，美国向传统盟友许诺保护他们在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传统优势地位，鼓励传统盟友和与中国有纠纷的国家追随美国改革其同盟体系的新举措，协力制衡中国。美国构建亚太新同盟体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是推动同盟框架向亚太地区扩张。美国在亚太的同盟体系与跨大西洋体系本来是相互独立的，美国利用俄乌冲突，渲染俄罗斯威胁的同时，将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进行对比，进行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同盟体系的整合，改造已存的同盟体系，以加强制衡中国的实力和数量优势。北约亚太化是美国近期矢力推进的战略举措，美国以“五眼联盟”国家为基础平台，积极拉拢北约框架下的欧洲国家参与中国周边地区事务。除进一步巩固特朗普政府时期美政府就高度重视的“四边机制”（Quad）之外，美国进一步加强与日韩澳的联盟关系，以加强美国对亚太地区事务的控制力。[12][13]

五眼联盟示意图 （图源：法新社）

渲染中国威胁是美搭建制衡中国同盟体系的另一个关键要点，亚洲国家复杂的历史和地理上的邻近性给美国提供了利用历史恩怨和领土纠纷介入地区事务的抓手。2022年4月，日韩澳新四国外长和军方高层分别受邀参加北约外长会议和北约军事委员会会议。2022年6月北约马德里峰会邀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新总统尹锡悦参加，北约发表新战略概念，除把俄罗斯定位为北约安全“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威胁”，还给中国贴上“系统性挑战”标签。美国正努力推动北约成员国与亚太盟国之间的双边军事合作，英国与日本就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达成一致，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相继宣布将派军舰到南海巡航，韩国计划在北约总部设立代表处，这些都显示出美国与其欧洲盟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协调与盟友合作正进一步增强，并落实于具体军事行动中。[14] 通过强调中国是一个有进攻意图的“修正主义国家”，美国极力塑造对华威胁认知，以形成对华同盟。

二是扩大合作范围将地区同盟机制化。传统的同盟体系主要关注政治、军事等“硬安全”领域。现在，美国为应对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多领域对其形成的挑战，正设法在“软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与印太国家建立同盟或准同盟体系，影响亚太和印太国家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在政治和经济上让这些国家与美国深度捆绑。

在经济领域，美国推动“印太经济框架”，以弥补因退出TPP和暂时无法加入CPTPP而造成的经贸影响力真空。在基础设施领域，美日澳联合发起“蓝点网络倡议”，利用四边机制（Quad）向印度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5]在2022年6月G7峰会上，7国首脑宣布将重启“全球基建和投资伙伴项目”，在未来5年里总共筹集6000亿美元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基建和发展，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科技领域，美国及其盟国推动建立“技术联盟”，通过制定数字贸易规则，打造面对中国的“规则壁垒”，如全球半导体供应领域的“芯片四方联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美与盟友就疫苗倡议和相互承认疫苗护照等达成协议。[16][17][18]

借鉴美国与北约盟国之间的合作经验，同盟关系机制化可以帮助美国建立约束盟国行为的经济和安全制度。美通过北约将欧洲与美国捆绑，并把欧洲嵌入到很难被拆散的多层的功能性制度之中，让欧洲国家难以做出对美不利的关键战略抉择。美针对中国的结盟战略，意在通过与亚太国家进行安全捆绑，建立起美国与地区国家难以撤销的长期安全、政治和经济联系，让这些国家在中美长期竞争的格局之下更亲近美国，增加各盟国跟随美国布局的可能性。

三是组建“小多边机制”集群将同盟体系网络化。美正努力推动将传统的建立在双边关系之上的亚太“轴辐体系“（hub-and-spoke）升级，推动小多边同盟及将这些机制与北约框架相联合，以重塑亚洲地缘政治环境。这些小多边机制的成立有利于美国在扩大和稳固同盟的同时，管理资源的投入规模和领域，以节省维持联盟的成本。在这个分散但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网络中，美国掌控着权力与资源分配的主导权，以此增强其处置军事与安全问题的战略弹性。面对中国地区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新现实，多样化的小多边机制网络提供了美国超越传统双边外交的平台，有利于美国依据国际形势，自主决定向哪个国家和哪个领域投入多少资源；这些“小多边机制”同时也强化了美国相对于中国和东盟的地区中心地位，以加强美地区交流节点地位和美盟国之间多边合作的方式对冲中国实力增长，达成分领域分议题制衡中国的战略目标。

在大战略层面，美国推动实施“印太战略”，促成北约-印太地区国家机制性联动，以期把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重要国家紧密纳入美同盟体系和网络。美通过与多个国家间建立双边国防外交的“2+2”对话机制以及若干个三边、四边合作机制，影响参与国附和美国的政治和军事目标。[19] 除原有的美日韩、美日印、美日澳、日印澳三边合作与沟通之外，“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奥库斯同盟（AUKUS）和新的美日韩合作框架都是美将其印太同盟体系正式化、安全化、军事化、网络化和“北约化”的新尝试。[20][21][22]

2022年6月28日，为期3天的德国埃尔茂G7峰会闭幕。（图源：文汇报）

四是不同层次的同盟-伙伴关系的明晰化和等级化。从参与各种美国主导小多边机制的情况看，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由核心盟友、重要盟友、一般盟友和战略合作伙伴四个层次组成。核心盟友是指“盎格鲁—撒克逊集团”，成员有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结盟形式为奥库斯联盟（AUKUS）和“五眼联盟”，[23]其合作范围包括最敏感的核合作和深层次的情报-军事交流；重要盟友则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重要成员，包括日本、韩国等，它们与美国既有常规同盟条约，又在政治制度上类似，且这两个国家对美有军事与安全上的依赖，[24][25] 美国与日韩合作的重点在经济投资、技术和军事领域，美通过与日韩合作影响全球高新技术产品供应链，同时在两国驻扎大量军队，对中国进行前沿威慑。目前日韩两国是拜登政府强化亚太同盟体系的外交重点。[26]

一般盟友则是与美国签订双边同盟条约但对中国态度比较温和的国家，成员包括泰国和菲律宾，它们由于与美在内外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不一定在对华事务上完全配合美国，但美国仍可利用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部署快速反应部队；战略合作伙伴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外围支撑力量，包括印度、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蒙古国和越南等国，这些国家有自身独立的外交政策倾向，并未正式与美国结为军事同盟，美国正在挖掘与这些国家进行军事、安全和经济合作的潜力。[27] 其中印度尤为重要，印度的庞大人口、军队数量、经济潜力与关键的地理位置让其成为美国影响印太地区事务的关键国家。

美国改革同盟体系的目的：

霸权与对华竞争优势

在美国把中国定位于对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最严重的长期挑战的环境下，中国必须更全面地认知当今国际政治的新特征、新趋势，更深入地分析美国及其构建的同盟体系，对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参与北约峰会的动向应给予高度关注。从短期看，美加强其同盟体系印太布局的外交行动有助于美国强化对华竞争优势，维持自身霸权；但从长期看，美国同盟体系的等级化和封闭性可能会使地区局势更加动荡。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虽然声称“美国不寻求冲突或新冷战，且决心避免二者；美国寻求在气候变化、新冠疫情等领域同中国展开合作”，但强调更多的是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象，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是美国外交前所未有的考验，认为中国正在迅速推进军队现代化，并打算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顶级战斗力量，要在印太地区建立势力范围并成为世界大国。[28]在这样的政策思维下，中美安全合作的空间受到很大限制。

美国改革同盟体系的目的是继续称霸全球，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护其冷战后所拥有的单极地位。如果国际体系中“有一个国家，与其他所有国家相比，该国总的实力份额使它毫无疑问地处于唯其存在的一个等级中”时，这个国际体系就是单极的。[29] 在这样的体系里，美国居于其他国家之上，控制着各类权力资源，推行偏向美国的国际规则秩序，或能以极小的代价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现实情况是，随着世界政治的深度多元化，在东亚、中亚和中东等特定地区，美国单凭一国实力已无绝对优势来限制其他大国运用影响力塑造地区秩序。美国正利用其仍是唯一超级大国的窗口期，发挥自身作为“极”的节点组织和联接能力，与东盟争夺地区中心地位，防范中国随实力增长而变为新的地区中心。[30][31]

从全球政治层面来看，美国试图借助同盟体系长久维护其霸权。在地区层次，美国亚太同盟和伙伴体系不但已经网络化而且产生了“集群”效应，中国应对美国亚太地区同盟体系的有效性不但会对周边安全环境的性质产生重大影响，也将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以及维护南海、东海局势稳定的努力产生严重影响。[32]

在美国看来，美国的同盟体系对于维护和加强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发挥了作用。美可以通过同盟机制对其盟国和安全伙伴的安全政策发挥影响，在众多国家中间形成政策方向的一致性以及具体政策层面的相互呼应，对同盟外国家形成相当的战略压力。相反，如果没有众多盟国和安全伙伴的支持，美国即使有意图也将缺乏有效能力可持续地遏制中国。[33] 通过强调美国和其主导同盟体系拥有针对中国的“数量优势”，美国以塑造国际社会舆论环境的方式加强其“锐实力”，“基于实力地位”而产生的对美认知也可能帮助美吸引不坚定的中立国家为了安全和站在胜利者一边而倒向美国。

冷战后美国的联盟实践展现出一些新特征。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内权力分布的变化、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西方经济和安全相互依赖的增强为美国主张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巩固了旧的拥护者，还吸引了部分新的支持者。表面上看，这种双边同盟关系是美国“受他国邀请而进行领导”，并且用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为盟国提供了“服务”；实际上同盟关系也为美国塑造和控制盟国外交提供了政策工具。

应对美同盟体系：

联盟理论给中国的启示

中国应竭力避免美国将地区议题安全化和将地区合作机制军事化，为地区国家搭建开放和包容的合作平台，为地区国家提供安全和经济领域公共产品，对冲美打造封闭“小圈子”和对抗性同盟外交行动。对于如何应对美针对中国构建的同盟体系。中国学者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一是中国为地区国家提供稳定的经济收益。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周边不少国家积极发展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试图通过接触、对话以及将中国纳入地区机制安排，在对中国发展方向施加影响的同时从中国经济实力上升的过程中获取经济利益。[34]

二是中国当前应该把重点放在阻止同盟扩大而非瓦解对手同盟上，阻止同盟扩大比瓦解对手同盟更加容易。[35] 美国现阶段重点为日韩两国，这为中国改善中印关系与中国-东盟关系提供了机遇。美国国内正面临通胀和债务高企等经济问题，这决定了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合作有投入上的侧重，很难面面俱到。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产业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尊重印度-东盟等国家和政治体的自主意愿保证这些国家不介入与其自身利益没太大关系，但有关中国核心利益的具体议题。

三是建立平等、包容、开放和普惠的地区合作机制， 减少周边国家依附美国霸权的利益需要。美战略目标是建立以美国为霸权中心和联接点的同盟体系，美国亚太战略呈现出“雁型安全模式”特点[36]。中国可以把本国相关发展区域作为跨国安全和经济合作的单位，与临近国家进行全方位伙伴合作，让地区合作超越美国的“雁行安全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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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杨思灵、任吉蕾：《美日印澳（QUAD）:从松散协调到同盟行为体》，载《南亚研究》，2022年第1期， 第48-76页。

[16] 唐新华：《“印太经济框架”中的“技术联盟”》，中美聚焦，2022年5月30日，mac://cn.chinausfocus.com/peace-security/20220530/42601.html

[17] 张洁：《美日印澳峰会加剧地区秩序博弈》，载《世界政治》，2021年第7期，第24-25页。

[18] 汪金国、张立辉：《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升级的新趋势》，载《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5期，第32-40页。

[19] 孙通：《美日印澳战略互动对地区秩序的影响 ——基于体系结构视角的分析》，载《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6期，第93-103页。

[20] 陈晓晨、陈弘：《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特点、影响与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3期，第106-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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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李益斌、刘洋：《基于同盟理论的“五眼联盟”扩员逻辑探究》，载《情报杂志》，2021年第40卷第3期，第22、39-44页。

[23] 兰江、姜文玉：《进攻性联盟、模糊性威慑与AUKUS的战略性扩张》，载《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2期，第47-77页。

[24] 曹玮：《战略信誉与韩国的安全政策选择》，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5卷第3期， 第1-46页。

[25] J.詹姆斯·金：《韩国在中美安全竞争间的选择》，载《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4期，第19-32页。

[26] 刘思伟、高旭：《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议程变迁、网络构建与演化逻辑》，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1年第5期，第111-132页。

[27] 【美】普拉森·帕拉梅瓦朗：《解析美国亚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起源、发展及前景》，载《南洋资料译丛》2016年第1期，第51-67页。

[28] Antony J. Blinken, Secretary of State, Speech at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May 26, 2021,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29] G. John Ikenberry, Michael Mastanduno and William C. Wohlforth，Introduction: Unipolarity, State Behavior, and Systemic Consequences，World Politics，Vol. 61, No. 1,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Unipolarity (Jan., 2009), pp. 1-27.

[30] 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与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31] 刘琳：《东盟对美英澳三边同盟深怀戒虑》，载《世界知识》，2021年22期，第19-20页。

[32] 张根海：《“印太”背景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新动向及对南海安全的影响》，载《南亚研究》，2022年第2期，第133-155页。

[33] 朱锋：《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3期，第4-26页。

[34] 刘丰：《安全预期 、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 3期，第 6-25页。

[35] 周建仁：《同盟理论与美国 “重返亚太”同盟战略应对》，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4期，第 26～54 页。

[36] 钟飞腾、张洁：《雁型安全模式与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8期，第47页。